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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思想者|郭庆松: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为何都强调要坚持这条经验?
2021年1月17日

    谈到中国的基层治理,就不得不提“枫桥经验”。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枫桥经验”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和谐世界的角度看,“枫桥经验”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内容,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枫桥经验”从诞生一直发展到今天,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那么,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体现法治为要。以法治赋能“枫桥经验”,无疑将使“枫桥经验”如虎添翼,展现出更为夺目的时代价值、国际价值。

  为什么“枫桥经验”如此受重视?

  “枫桥经验”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工作方法。1963年,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围绕“四类分子”改造,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努力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创造性做法,后经毛泽东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推广的一个典范。此后,“枫桥经验”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得到丰富发展。

  习近平同志对“枫桥经验”高度赞赏并积极肯定。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前夕作出指示: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据有关方面统计,习近平同志关于“枫桥经验”的指示、讲话、论述等超过60次,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依据,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成果和具体实践。

  为什么“枫桥经验”如此受重视?因为它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密切相关。可以说,“枫桥经验”是党依靠人民并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金字招牌”。关于“枫桥经验”的内涵,有很多论述,我觉得浙江方面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枫桥经验”包括五个核心要素,那就是:党建统领是根本保证,人民主体是核心价值,“三治融合”是主要路径,“四防并举”是重要手段,共建共治共享是工作格局。其中的“三治融合”就是指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方式组合,“四防并举”就是指人防、物防、技防、心防的治理手段组合。我认为,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对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涤荡文明风气,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遵循。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新时代要以法治赋能“枫桥经验”,并不是说“枫桥经验”缺少法治。事实上,“枫桥经验”的产生与法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可以这么说,“枫桥经验”内含“法治基因”。初始的“枫桥经验”主要是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改造开展说理斗争,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但从实质上说,“枫桥经验”涉及的是法治问题,解决问题靠的是法治手段,提炼的是法治经验,推广的是政法战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法治建设的步伐加快,“枫桥经验”呈现出新的面貌,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宝、平安建设的先行经验、社会管理创新的示范经验等,“枫桥经验”的法治要求和法治思维得到强化。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在国家治理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要求,促使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融入更多的法治元素,突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问题,体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理的精神实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基因”进一步得到强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何体现法治为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依法治理的时代,“枫桥经验”传承发展的法治要求更加迫切,法治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上,而且体现在实践层面的全力推动上。

  从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看,不仅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指示、讲话、论述中,而且体现在诸多的中央文件和会议中,这在党的十九大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建设平安乡村。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上述中央文件和会议有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求中,要么直接提出法治要求、法治建设的内容,要么通过规范、制度和机制等要求内含法治意蕴,体现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为要的主张。

  从实践层面的全力推动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体现在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落实落地、落细落小等方面不断加大力度,竭力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使得新时代“枫桥经验”因为插上“法治翅膀”而展翅高飞。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就加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而言,突出依法行政的关键地位,促进基层自治组织依法自治,努力实现公共管理与基层自治的良性互动;就强化基层司法公平公正而言,发挥司法尤其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连接点作用,努力实现在法治框架内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诉前、化解在基层;就夯实基层检察法律监督而言,加强检察环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建设,探索人民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子、新方法,打造“枫桥经验”的检察版;就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而言,通过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公共法律服务保障力度等,努力建设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就打造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而言,通过信用制度体系建设、信用平台体系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信用联合奖惩体系建设、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等,为落实法治奠定重要基石;就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而言,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救助机制、树立法律权威、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等,在基层和群众中推动形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进入互联网时代,矛盾与意见既在线下,也同时在线上,“网上枫桥经验”也有了更多尝试。比如,诸暨将各类调解组织搬到网上,坚持网上网下双向联动,开展线上立案、视频调解,实现了矛盾化解从“上门”到“上网”;还依托新媒体、运用新模式,创新推出“1963法润”矛盾纠纷预防定期网播平台,用典型案例说法、用通俗语言普法,群众能在线咨询法律问题,直播平台峰值观看量达44万人次。这些探索,进一步丰富了“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提升了基层治理的实效。

  “枫桥经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社会的典型样本,也是党的领导力在基层的重要体现。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法治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以及在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中的作用,这是下一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法治赋能“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

  “枫桥经验”历经50多年的发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已经走出诸暨、走出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国内外关注中国基层治理的一面镜子,成为党和国家推进基层治理和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参照。法治赋能“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理论、制度、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系统提炼、不断升华。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体现在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更好的要求,而且体现在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多样、更深入的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连接国家治理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纽带,其法治化程度高低往往决定人民群众对于法治需要的满足程度。法治赋能“枫桥经验”的推广,可以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开展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的积极探索。作为全国法治治理的样板、法治化推进的典型,新时代“枫桥经验”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推动形成基层法治治理实践创新的生动局面。比如,贵州省金沙县茶园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茶园做法”。他们的做法就是: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围绕“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两个理念,落实“多元化解决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三项任务,各社区、村寨组建矛盾调解委员会,形成村、所、镇三级联动,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茶园做法”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学习版、发展版,也是一个“法治版本”。

  法治赋能“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还体现在理论、制度、文化等诸多维度。从理论维度看,法治赋能“枫桥经验”有助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理论升华。“枫桥经验”产生于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树立的一面旗帜,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并因此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尽管传统的“枫桥经验”也内含“法治基因”,但更多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解决的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法治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元素的强化、法治力量的激活,将助推以法治为重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治理的形成。可以说,法治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要求,也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助于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从制度维度看,法治赋能“枫桥经验”有助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彰显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全面依法治国尤其是全面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同时还拓展了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创新。

  从文化维度看,法治赋能“枫桥经验”有助于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从本源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但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的“法治基因”并不强大。“枫桥经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其推进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充分利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益成分,而且还体现在适时引入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现代社会相融通的法治元素,形成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落地生根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一种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以相应的法治精神、法治信仰为支撑,既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又发挥法治文化的教化作用,对于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郭庆松 上海观察2021年1月17日推送,原文链接: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331954